小刘同志

南方周末

 

X来过这个世界吗？X不是一个女婴的化名，她没有名字，没有出生证明，没有照片，没有户籍卡，没有成绩单，没有病历卡，没有穿剩的衣服、玩过的玩具，甚至她的父母都忘记了她长什么样子。

 

如果她仍然活着，该6岁半了。6年前，X的母亲杨水英抱着她，跟着镇远县蕉溪镇的干部石光应走了大约10公里山路后，将她作为罚款，交给了政府。

罚款是因为她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被抵做罚款的X：他和妻子对于“政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尊崇。

 

依据石光应的说法，X是一次失败绝育手术的产物。在她之前，她的父母已经拥有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依据政策，X的父亲陆显德在2002年初做了绝育手术，但这年腊月，X还是出生了。

 

2003年4月的一天，记忆中阳光灿烂，早上10点左右，杨水英正在做饭，X突然开始哭，哭声引来了石光应。

 

“当时我刚好路过他们家，”石光应回忆道，“其实从她开始怀孕我们就注意到了。”

 

石光应进门后便问，你怎么又生了一个。杨水英答是。

 

石光应说，我罚你款你也拿不出来，拿娃娃顶了算了。你抱着孩子跟我走。杨水英哭着说，养这么大了我舍不得。

 

“其实，他们也愿意拿孩子顶罚款。”2009年4月18日，石光应在他位于蕉溪镇李树坳村家里的火塘旁，回忆着那一天的细节。那时，他是蕉溪镇计划生育股股长。在蕉溪镇，石光应普遍被认为执行政策“拉不下面子”，恨不下心。

 

石光应的儿子在广东打工，把上小学的孙子也带到了过去，偶尔会给老石打个电话。老石说他很想念孙子。但那天，他却坚持要把杨水英的女儿抱走。“这是我的工作，我是按政策走。”他笑着说。

据石光应介绍，依据政策，杨水英家得交两万左右的罚款。当天，杨水英和石光应之间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争执。

 

杨水英家住在山顶，湿气很重，即使在4月间，家里也需要生着火塘子。她找了一个厚一些的包裹，裹在了X的身上，又给自己换了一身出门穿的衣服，然后跟着石光应从自己住的田溪村往镇上走。X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陆显德最后一面。陆当天赶集去了。

 

即使陆显德当天在家，他应该也不会和石光应发生冲突。

 

他和妻子对于“政策”表现出了发自内心的遵崇。“这是政策，我们也没有办法。”陆显德往灶头里塞了一把柴火，讷讷地说。

 

当天中午12左右，杨水英抱着X来到镇政府。在镇政府大约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没人搭理她。下午2点，一辆小轿车拉着杨水英、X以及石光应三个人来到位于镇 远县皮家院的县福利院。院方不让杨水英和石光应进去。铁门开了一条缝，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拉开X的包裹看了一眼，问杨水英：“都养这么大了你怎么舍 得？”

 

杨水英说没钱交罚款。转身跟着石光应就往回走。铁门合上。当时院方没有跟石光应以及杨水英做任何登记。杨水英是一个半文盲，这是她第一也是唯一一次来县城。她不知道当时缺少的这个登记，对她以和X意味着什么。

 

“我送过来的，都没有登记过，是福利院自己在里面登记的。”石光应说。看到杨水英有些伤心，石光应安慰她说，不用担心，娃娃养大了福利院会送出国去。

 

X失踪了：X变成古城茜

 

从共和街中段右拐，进一个胡同，大约30米的缓坡，上去就是镇远福利院。500多平米的一院子，左侧是一排平房，右侧是一栋三层的办公楼。福利院和县老年 办等几个机构一块在这上班。院里现在只有8个孩子，被8个家庭暂养着。而据石光应介绍，当年这里最多的时候，同时有40多个孩子被照看。

 

X的最后信息来自于石光应：“听说进福利院后全身长水泡，送到医院打了几针就没事了。”

 

4月20日，南方周末在镇远福利院看到该院从2001年至今送养到国外的婴儿登记册。院方说，上面是院里全部弃婴的资料。满满6页，记录着80个女婴的生 日、捡拾时间、捡拾地点、入院时间、健康状况、经办人、送养地点等15项信息。其中78个女婴送到了美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

 

80个弃婴，都拥有了“古城系列”的名字，比如古城惠、古城茜、古城梅、古城薇——这个表格几乎使用了汉语词典里的全部女名用字。古城是指镇远古城，它隐藏在云贵高原东部大山中，曾是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扼守着由湖广经贵州入云南乃至缅甸、老挝、泰国、印度的古驿道。

 

80个女婴，除了弱智的古城晴和先天性眼裂的古城茜，已经全部被外国收养，离开了这个古城。

 

负责福利院婴儿接收、送养工作的副院长姚福建把登记册翻到第三页，肥肥的手指戳在古城茜的资料上：这就是陆显德的孩子，如果家属要，现在就可以领回去。

 

他喊了一声古城茜，一个穿着一件花衣服女孩子在办公室门口往里看了一眼，来到了办公桌前。五六岁的样子，很清秀的女童，眼睛很亮，当她看着你的时候，好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她畸形的眼眶里挣扎出来。

 

她是X吗？

 

编号43的古城茜资料显示，她出生于04年4月16日，04年6月8日，蕉溪镇田溪村陆显德在自家门口捡到她。入院经办人便是姚福建。

 

可是，出生时间和陆显德夫妇提供给南方周末的并不一样；而且，X并无眼睛疾病。最关键的，陆显德从未捡到过女孩。——他们家和村里另外几户单独住在山顶，即使有人要丢弃女婴，也没必要爬这么高的山，寻到他们家去。

 

 “我不知道陆显德家女娃的下落，但肯定不是古城茜。”已经在福利院工作了近10年的夏宇（化名）说，10年来，福利院就接收过古城茜这一个眼睛有疾病的女婴，她印象非常深刻。古城茜是在镇远大街上捡来的，当时刚出生一两天。

 

06年退休的前院长肖培炎说，他也不记得古城茜的来历。56岁的肖院长说，因为记忆原因，他无法对陆显德的亲生女儿变成“陆显德捡到的女婴”做出解释。

 

“因为这么多婴儿，不排除当时登记出错的可能。”肖培炎说。

 

可以肯定的是，X失踪了。她也许被收养到了外国，或者已经死去。夏宇说，曾有大约10个婴儿因为生病在福利院去世，姚福建否认有这么多孩子死亡，但他确认了死亡事件本身。

 

人造弃婴：没有一块指路碑是给女孩祝福的。

 

和X年龄相仿的女婴，福利院现在只剩下古城茜和古城晴。“当时不光是蕉溪镇往福利院送孩子，全县12个乡镇都在送，每个乡镇每年都要送两三个。”石光应回忆道。

 

21日下午，古城晴在福利院的院子里游荡，看上去，她和同龄的女孩并无异常。细小的雀斑挤满了散兵坑一样的眼窝，眼神湿漉漉的能把整个世界融化了。她喊每一个碰到的男性叫爸爸。她的爸爸在哪里呢？

 

04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蕉溪镇的父亲，来福利院抢过自己的女儿。他先打探到暂养自己的女儿的保姆（每个月福利院给这些保姆支付500元钱），和保姆处熟之后，开始央求保姆允许他抱一抱孩子。刚开始，他每过几天回来找保姆一次，看看女儿。有天，他突然抱起孩子就跑。

 

“四五个保姆马上围了过来，把孩子抢了回来。”夏宇回忆道。

 

但并不是所有的父亲，都会去福利院冒险。“我们这边，父母对于女儿的感情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亲，” 贵州省镇远县蕉溪镇田溪村阳坝组的张扬说，他大专毕业，是村里的文化人，“在许多家庭看来，生一个女儿，只是生儿子过程中的一个意外，并且这个意外会导致他们被政府罚款，所以如果能用孩子抵罚款，他们也蛮乐意的。”

 

在前往蕉溪镇木溪村的山路口的灌木丛里，摆放着几块一尺见方的“指路碑”，给来往的路人指路，除“上走镇远下走焦溪”的指路文外，上面还写有“信士某某为 子某某祈福，愿长命富贵，易养成人”的字样。据当地人说，这是贵州的风俗，家里人在路口立碑指路积德，为儿子祈福。但没有一块指路碑是给女孩祝福的。

 

事实上，在把女儿抱到福利院之后，陆显德夫妇从没有去福利院探望过X。“偶尔会梦到女儿喊妈妈抱，但我看不清她的模样。”杨水英说。

 

“不去找自己的女儿，一方面是怕罚款，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重男轻女的思想。”张林说。

 

《收养法》第四条规定，只有丧失父母的孤儿以及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才可以被收养。这是镇远福利院把陆显德的亲生女儿却变成“陆显德捡到的女婴”的原因。

 

但南方周末了解到，前文提到的80个女婴中，至少有一部分，她们的父母或者亲人，参与了把她们变成弃婴的过程。

 

镇远县福利院收养女婴登记册中，编号44、被蕉溪镇田溪村烂桥组李代武捡到的古城雯，实际上是李代武的弟弟李泽吉的四女儿。04年3月18日出生。出生两天后，李泽吉就把女儿交给哥哥李代武照看。因为担心罚款，他赶紧带着妻子到浙江余姚打工。

 

4月20日，蕉溪镇田荣宝副镇长带工作组路过李代武家，听到婴儿哭，就问婴儿是哪来的。

 

李代武的妻子唐碧珍担心说是弟弟生的会罚款，便撒谎说，是自己打鱼时在河边捡的。田副镇长就说，你不具备收养条件，捡到孩子必须交给福利院。于是，当天下午就把孩子抱走了。

 

“其实那些声称是自己捡的孩子的，我们都知道是他们的亲戚朋友自己生的。”石光应说。

 

但在此后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李泽吉从未到福利院去探望过自己的女儿。“我怕见了他们找我要罚款。”李泽吉说。

 

木溪村天堂组的罗幸斌，也是把刚出生的女儿交给妹妹养。结果遭遇和李泽吉一模一样。

 

李家对这一事件唯一的“报复”，来自于李泽吉15岁的侄子李国民。05年的时候，田荣宝乘李国民的船过河，被李国民晃到了河里，附近的人都看到了。

 

“我亲眼看到他把我妹妹抱走了。我恨他。”李国民告诉南方周末。

 

但在成年人中，南方周末普遍感觉一种对于女婴的冷漠。田溪村前村长杨秀波说，农村重男轻女，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那家如果全是女儿，农活根本就干不了。”

 

即使对于陆显德家，现在寻找女儿X的动力，也主要来自于妻子杨水英。4月17日晚他告诉南方周末，即使现在找到了女儿，他也不愿意领回来。

 

X是如何出国的：“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显而易见的是，陆显德和李泽吉们“不愿”或者“不敢”到镇远福利院寻找自己的女儿，让福利院顺利的把这些“人造弃婴”送养到了国外。

 

被国外收养的78个女婴中，到底有多少是“人造弃婴”，南方周末没有得到具体的数字，石光应说有三四十个，夏宇说有一二十个。

 

但记者发现，镇远福利院收养和送养女婴的数字，在03、04、05三年中，出现重大异常。在全县26万总人口不变的前提下，镇远福利院的送养登记手册显示，这三年收养和送养女婴的数字，占了过去9年的三分之二强。

 

最高记录出现在2004年1月5日至1月25之间，仅这“黄金20天”里，有6名出刚生3天到半年的女婴送到了镇远福利院。

 

南方周末联系到家住美国伯利恒的外科医生windy。2005年5月24日，她在镇远福利院收养了一名名叫古城慧的女婴。而古城慧，就是上述“黄金20天”被羊坪镇政府送到镇远福利院的。

 

据windy和姚福建双方提供的信息：镇远福利院将自己收养孤儿的信息提供给CCAA（中国领养事务中心）；windy也通过美国的中介公司将自己收养申请提交给CCAA，然后由CCAA配对。“不是我选择了我的女儿（古城慧），而是CCAA选择了我们。”windy说。

 

2005年5月25日，windy到镇远福利院办理了法定的领养手续。福利院向windy提供了古城慧的出生证明、遗失声明，以及她的收养证明。

 

遗失声明是镇远福利院通过贵州省民政厅与2004年3月6日刊登在贵州都市报上的。

 

4月17日，南方周末把当年的遗失声明拿给杨水英看，她死死的盯着上面的10张照片辨认了许久，她沮丧地说，不记得了，认不得了。

 

“把有父母的婴儿，强行送到孤儿院，然后送养到国外的情况，经过我们调查，完全属实。”镇远县计划生育管理局纪检组组长唐剑说。他对于这三年出现弃婴异常的解释是，计生指标过高。

 

“我真不敢相信是真的。”主管镇远福利院的镇远县民政局副黄局长说。

 

X值3000美元：“妈妈，我是不是这些中国女人生的？”

 

如果X不在镇远福利院的死亡名单里，她应该已经在国外了，并因此给镇远福利院换回来了3000美金。

 

“我们当时给镇远福利院交了3000美元。” Windy说，她依然保存这当年的收据。

 

姚福建承认78个孩子，每个孩子都收取了领养者3000美元的“抚养费”。以2005年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计算，这笔款项高达190万。

 

“这3000美元，是领养者付给我们的抚养费、医疗费等等，我们也都花在了婴儿身上。有一个女婴心脏有问题，我们看病就花了好几万。”肖培炎说。

 

见于民政部《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中，并无中国福利机构向外国收养者收取“抚养费”一说。只是第15条提出，“国家鼓励外国收养人、外国收养组织向社会福利机构捐赠。受赠的社会福利机构必须将捐赠财物全部用于改善所抚养的弃婴和儿童的养育条件，不得挪作它用。”

 

在从美国一些中介了解到镇远福利院曾经把有父母的孩子送养到国外后，windy开始感到忐忑。古城慧就是在上述的“黄金20天”里被羊坪镇政府送到镇远福利院的。种种迹象让windy开始怀疑自己养女，是否是真正的弃婴。两年前，windy开始尝试寻找古城慧的亲生父母。

 

“如果我的女儿实际上是一种中国方面某些福利系统人员的犯罪的产物，我会最大限度的找到她的原来的家人，这有利于她的成长，并且和原家庭分享女儿的生活，比如寄照片、通信、或者每年假期时安排女儿探视他们一次。”windy说。

 

只是，6年前那些当事人的遗忘，已经是杨水英找到X，抑或windy寻找自己女儿亲生父母的最大障碍。

 

4月21日，南方周末依据镇平福利院的记录，找到当初捡到古城慧的羊坪镇社会事务办，工作人员称，已经不记得此事了。

 

幸运的是，古城慧——她已经很久不用这个名字了——据windy说，她现在在美国很快乐。6岁的她喜欢游泳，喜欢体操，和她的美国哥哥关系也很好。Windy曾经尝试让她接触一些中国的东西比如学汉语，包饺子，但她兴趣不大。

 

某些流淌在基因里的东西，已经开始显现。有两次，当她看到中国女人的时候，都突然问windy,，“妈妈，我是她们生的吗？”

 

  如果还有人对美国是否凡事都有可能存疑，还有人怀疑美国奠基者的梦想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依然鲜活，还有人质疑我们的民主制度的力量，那么今晚，这些问题都有了答案。

这是设在学校和教堂的投票站前排起的前所未见的长队给出的答案；是等了三四个小时的选民所给出的答案，其中许多人都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投票，因为他们认定这一次肯定会不一样，认为自己的声音会是这次大选有别于以往之所在。

这是所有美国人民共同给出的答案－－无论老少贫富，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黑人、白人、拉美裔、亚裔、原住民，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者、残疾人还是健全人－－我们从来不是“红州”和“蓝州”的对立阵营，我们是美利坚合众国这个整体，永远都是。

长久以来，很多人一再受到告诫，要对我们所能取得的成绩极尽讽刺、担忧和怀疑之能事，但这个答案让这些人伸出手来把握历史，再次让它朝向美好明天的希望延伸。

已经过去了这么长时间，但今晚，由于我们在今天、在这场大选中、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所做的，美国已经迎来了变革。

我刚刚接到了麦凯恩参议员极具风度的致电。他在这场大选中经过了长时间的努力奋斗，而他为自己所深爱的这个国家奋斗的时间更长、过程更艰辛。他为美国做出了我们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牺牲，我们的生活也因这位勇敢无私的领袖所做出的贡献而变得更美好。我向他和佩林州长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我也期待着与他们一起在未来的岁月中为复兴这个国家的希望而共同努力。

我要感谢我在这次旅程中的伙伴－－已当选美国副总统的拜登。他全心参与竞选活动，为普通民众代言，他们是他在斯克兰顿从小到大的伙伴，也是在他回特拉华的火车上遇到的男男女女。

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坚决支持，我今晚就不会站在这里，她是我过去16年来最好的朋友、是我们一家人的中坚和我一生的挚爱，更是我们国家的下一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萨莎(Sasha)和玛丽亚(Malia)，我太爱你们两个了，你们已经得到了一条新的小狗，它将与我们一起入驻白宫。虽然我的外祖母已经不在了，但我知道她与我的亲人肯定都在看着我，因为他们，我才能拥有今天的成就。今晚，我想念他们，我知道自己欠他们的无可计量。

我的竞选经理大卫·普劳夫(David Plouffe)、首席策略师大卫·艾克斯罗德(David Axelrod)以及政治史上最好的竞选团队－－是你们成就了今天，我永远感激你们为实现今天的成就所做出的牺牲。

但最重要的是，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场胜利真正的归属－－它属于你们。

我从来不是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一开始，我们没有太多资金，也没有得到太多人的支持。我们的竞选活动并非诞生于华盛顿的高门华第之内，而是始于得梅因、康科德、查尔斯顿这些地方的普通民众家中。

我们的竞选活动能有今天的规模，是因为辛勤工作的人们从自己的微薄积蓄中拿出钱来，捐出一笔又一笔5美元、10美元、20美元。而竞选活动的声势越来越大则是源自那些年轻人，他们拒绝接受认为他们这代人冷漠的荒诞说法；他们离开家、离开亲人，从事报酬微薄、极其辛苦的工作；同时也源自那些已经不算年轻的人们，他们冒着严寒酷暑，敲开陌生人的家门进行竞选宣传；更源自数百万的美国民众，他们自动自发地组织起来，证明了在两百多年以后，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未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你们的胜利。

我知道你们的所做所为并不只是为了赢得大选，我也知道你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明白摆在面前的任务有多艰巨。因为即便我们今晚欢呼庆祝，我们也知道明天将面临我们一生之中最为艰巨的挑战－－两场战争、一个面临危险的星球，还有百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今晚站在此地，我们知道伊拉克的沙漠里和阿富汗的群山中还有勇敢的美国子弟兵醒来，甘冒生命危险保护着我们。会有在孩子熟睡后仍难以入眠的父母，担心如何偿还月供、付医药费或是存够钱送孩子上大学。我们亟待开发新能源、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我们需要修建新学校，还要应对众多威胁、修复与许多国家的关系。

前方的道路会十分漫长艰辛。我们可能无法在一年甚至一届任期之内实现上述目标，但我从未像今晚这样满怀希望，相信我们会实现。我向你们承诺－－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将会达成目标。

我们会遭遇挫折和不成功的开端。对于我作为总统所做的每项决定和政策，会有许多人持有异议，我们也知道政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我会向你们坦陈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我会聆听你们的意见，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之时。最重要的是，我会请求你们参与重建这个国家，以美国221年来从未改变的唯一方式－－一砖一瓦、胼手胝足。

21个月前那个寒冬所开始的一切不应该在今天这个秋夜结束。今天的选举胜利并不是我们所寻求的改变－－这只是我们实现改变的机会。而且如果我们仍然按照旧有方式行事，我们所寻求的改变不可能出现。没有你们，也不可能有这种改变。

因此，让我们发扬新的爱国精神，树立新的服务意识和责任感，让我们每个人下定决心全情投入、更加努力地工作，并彼此关爱。让我们铭记这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我们不可能在金融以外的领域备受煎熬的同时拥有繁荣兴旺的华尔街－－在这个国家，我们患难与共。

让我们抵制重走老路的诱惑，避免重新回到长期荼毒美国政治的党派纷争和由此引发的遗憾和不成熟表现。让我们牢记，正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男子首次将共和党的大旗扛到了白宫。共和党是建立在自强自立、个人自由以及全民团结的价值观上，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珍视的价值。虽然民主党今天晚上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我们是以谦卑的态度和弥合阻碍我们进步的分歧的决心赢得这场胜利的。林肯在向远比我们眼下分歧更大的国家发表讲话时说，我们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虽然激情可能褪去，但是这不会割断我们感情上的联系。对于那些现在并不支持我的美国人，我想说，或许我没有赢得你们的选票，但是我听到了你们的声音，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而且我也将是你们的总统。

那些彻夜关注美国大选的海外人士，从国会到皇宫，以及在这个世界被遗忘的角落里挤在收音机旁的人们，我们的经历虽然各有不同，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相通的，新的美国领袖诞生了。那些想要颠覆这个世界的人们，我们必将击败你们。那些追求和平和安全的人们，我们支持你们。那些所有怀疑美国能否继续照亮世界发展前景的人们，今天晚上我们再次证明，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

这才是美国真正的精华－－美国能够改变。我们的联邦会日臻完善。我们取得的成就为我们将来能够取得的以及必须取得的成就增添了希望。

这次大选创造了多项“第一”，也诞生了很多将世代流传的故事。但是今天晚上令我难忘的却是在亚特兰大投票的一名妇女：安·尼克松·库波尔(Ann Nixon Cooper)。她和其他数百万排队等待投票的选民没有什么差别，除了一点：她已是106岁的高龄。

她出生的那个时代奴隶制度刚刚结束；那时路上没有汽车，天上也没有飞机；当时像她这样的人由于两个原因不能投票－－一是她是女性，另一个原因是她的肤色。

今天晚上，我想到了她在美国过去一百年间所经历的种种：心痛和希望；挣扎和进步；那些我们被告知我们办不到的世代，以及那些坚信美国信条──是的，我们能做到──的人们。

曾几何时，妇女没有发言权，她们的希望化作泡影，但是安·尼克松·库波尔活了下来，看到妇女们站了起来，看到她们大声发表自己的见解，看到她们去参加大选投票。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30年代的沙尘暴和大萧条引发人们的绝望之情时，她看到一个国家用罗斯福新政、新就业机会以及对新目标的共同追求战胜恐慌。是的，我们能做到。

当炸弹袭击了我们的海港、独裁专制威胁到全世界，她见证了美国一代人的伟大崛起，见证了一个民主国家被拯救。是的，我们能做到。

她见证了蒙哥马利公车上的种族隔离、伯明翰的民权运动、塞尔马大桥上的人权游行，一位来自亚特兰大的传教士[译者注：指马丁·露德·金]告诉人们：我们能成功。是的，我们能做到。

人类登上月球、柏林墙倒下，世界因我们的科学和想像被连接在一起。今年，就在这次选举中，她用手指触碰屏幕投下自己的选票，因为在美国生活了106年之后，经历了最好的时光和最黑暗的时刻之后，她知道美国如何能够发生变革。是的，我们能做到。

美国，我们已经走过漫漫长路。我们已经历了很多。但是我们仍有很多事情要做。因此今夜，让我们自问－－如果我们的孩子能够活到下个世纪；如果我们的女儿有幸活得和安一样长，他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改变？我们将会取得怎样的进步？

现在是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机会。这是我们的时刻。这是我们的时代－－让我们的人民重新就业，为我们的后代敞开机会的大门；恢复繁荣发展，推进和平事业；让“美国梦”重新焕发光芒，再次证明这样一个基本的真理：我们是一家人；一息尚存，我们就有希望；当我们遇到嘲讽和怀疑，当有人说我们办不到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个永恒的信条来回应他们：

是的，我们能做到。感谢你们。愿上帝保佑你们，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杨佳杀警案二审时法庭内外气氛都炽烈，杨母仍然失踪。翟建强调自己确为杨佳委託，杨佳的确不要父亲代请律师；翟建鼓励杨佳二审时要说话，认为应对杨佳重做精神鑑定，以体现中国司法的程序正义。

北京人杨佳在上海操刀杀警，造成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警察及保安六死四伤的惨案，上海高院二审作出判决，维持一审对杨佳的死刑判决不变。不过，二审时的庭审气氛和法庭外民眾声援杨佳的气氛一样炽烈，一改一审杨佳不开口的尷尬局面。

十月十三日上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第五审判庭二审杨佳袭警案。百多名社会各界人士参与了旁听，杨佳的父亲、姨妈及媒体记者，包括希望为杨佳辩护的北京律师旁听了审理。为杨佳辩护的律师是上海翟建律师事务所主任翟建及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的律师吉剑青。相比一审开庭的四十多位旁听者，二审旁听者的社会层面要广泛得多，相比一审只有公诉人和法官的声音，二审破了闷局，杨佳和辩护律师都作了陈述，表达了各自的意见。

二审辩论的焦点集中在警察有没有打人，应不应该对杨佳重做精神鑑定。庭审结束后，翟建律师接受了亚洲週刊的访问。翟建表示，杨佳袭警案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是改革开放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第一次让人们把程序的正义提高到这样一个高度。即使警察打了你，你也没有理由去杀六个不相干的公安，这样的违法行为绝对没有活的理由。假如他没有精神病，在一个没有免除死刑的国家，死刑就是唯一结果。但过程中引起这麼大的争议、关注，突显的是程序正义有其独特的价值」。

翟建擅长刑事辩护，二零零五年获得全国优秀律师称号，并获得上海市第一、第二届「优秀刑事辩护律师」评选第一名。二零零七年在首届「东方大律师」评选中名列第一。翟建表示，担任杨佳案二审辩护律师，是受杨佳的委託，并非政府指派。

杨佳案一审闹得沸沸扬扬，辩护律师是一个焦点。一审律师是由杨佳母亲王静梅在委託人栏签字，杨佳又在空白处写上同意。翟建质疑，一审律师跟杨佳有接触，为什麼不叫杨佳直接签呢？王静梅失踪，一审律师可以让她签字，说明该律师知道杨母的下落。

杨佳对律师的四要求

进入二审程序，杨佳继续不愿意他父亲代为聘请律师。由於杨佳母亲失踪，官方又说找不到，根据法律规定，一审死刑案必须要有辩护律师，当事人不请就由法院指定律师。上海高院与上海市法律援助中心商议，要为杨佳指定律师。九月二十二日，法律援助中心找杨佳徵求意见。据法律援助中心转述，杨佳提了四个要求：一要专业；二希望年纪轻一点，身体结实点；三是希望可以跟他坦诚交流；四是要求普通话说得好一点。

翟建是在九月二十三日早上八点受上海律协推荐，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吉剑青律师一起去看守所见了杨佳。翟建表示，他先向杨佳说明，儘管根据法律规定，一审的死刑结果，「二审一定要有辩护律师的，法律援助中心找我为你作二审辩护，但我不愿这样」。因为我很清楚，在关注度这麼高的情况下，任何带官方色彩的行为，都会受人质疑。所以我对杨佳说，你可以考虑。我跟杨佳说笑：「做律师到现在，让当事人面试，却是生平头一遭，平时我要看案子情况决定接不接，被人挑选还是第一次。」杨佳也笑了。他愿意委託翟建、吉剑青为他二审出庭辩护，并在委託书上签字。翟建强调，他接受杨佳本人委託，而非政府指定。以下是访问主要内容的摘要：

杨佳不愿他父亲请律师是真的吗？

杨佳父亲在电话中希望我问问杨佳：「为什麼不要父亲请律师，能亲笔写出来，也就认了。」我说，这做不到，我无权把你儿子亲笔写的东西拿来给你看，但我可以作笔录，让你儿子签字，你可看笔录。二审开庭前一天的星期天早上，我去看杨佳。说你父亲让我来看你，想问几个问题。你父亲也待你不错，究竟是什麼原因，不接受他请的律师？问到这个问题，杨佳沉默了，我在笔录上写下「思索」二个字。笔录做完拿给他签的时候，杨佳在「思索」二个字后面写上，「我以为他知道，我想他应该知道」。他父亲看了后，没话可说。

杨佳袭警的案情是否很复杂？

那天在法庭上把三十四分鐘的录像都放出来了，而且经过鑑定，没有剪辑，杨佳也没有表示疑议。事发很简单，在马路上警察要查他的自行车，纠缠了半个多小时。杨佳在骂「他妈的」时，警察就说了一句，你也是你妈生出来的，不是石头缝里磞出来的。杨佳表示，在派出所，有一个警察吐沫喷在他的脸上，他一直退后，到门口，警察说他要逃，几个人把他架到一间小房间，有五六个人对他拳打脚踢，有二三分鐘，警察还在他的胸口打了两拳，然后把他扔在大堂。如果杨佳讲的全部是事实，也就是这些。

身上有瘀青，表皮没有受损，开庭时，检察官问：下身有没有被打？杨说：「你指阴茎？没有。」就为这些事，杨佳一直要讨说法，那天闸北公安分局也有一位督察前来调查情况，没有结果，杨佳是到晚上一点多才离开派出所。

后来就是漫长的投诉？

杨佳回到北京后就不断用电子邮件投诉。估计十七大期间，闸北公安对他说，有人出差在北京，你可以去找。杨佳在上海驻京办附近，与到北京开会的警官见面了，但这个人对事件不是很了解，就说，这样吧，你不是说打电话有很多费用，给你三百元人民币（约四十三美元）长途电话费。杨佳说不行，你要出一份责任认定书，你不出，要私了，就要给一万元。对方一听就不谈了。两会期间，闸北方面又跟他联络，有人在北京开两会，叫他去见一下，但最后也不能解决什麼问题。

法律上有这认定书吗？

零六年的十一月份，他在山西太原，因为指控他买火车票插队，被十多个警察拳打脚踢，打掉了三个门牙，脑震盪。后来太原警方赔了三万六千人民币。他的目的是要派出所出打人证明，起名叫责任认定书。说在太原时警方就出过一份。

杨佳袭警的事实上有没有争议？

今年六月二十六日，杨佳再次来到上海，买了一把刀、一把鎯头、一把可以伸缩的登山杖、一罐催泪瓦斯、一副医用手套、一个防毒面具，在路上捡了一个塑料桶，到修车的地方买了四五公升的汽油。在垃圾桶地方捡了八九个啤酒瓶。把这些东西全部带在身上，骑自行车去闸北公安局。他点燃汽油瓶，说是要造声势。去的时候身上还带了七千多元钱的现金，有一张信用卡，内有二万元人民币。他说，这些钱就是太原警方的赔偿金。在一审的法庭上，杨佳说对在一楼大厅杀了四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在一楼大厅进去时，他就带了防毒面具了，一直杀到二十一楼。

在法庭上争议的是警察有没有打他，你认为呢？

我相信，警察是打他了。当然警察都否认，录像拍的派出所大堂，确实没有打，但有几个警察将杨佳抬头抬脚抬出去，到镜头之外了。在庭上，我指出，这怎麼能证明没打他呢？公诉人说，你拿出证据来。我强调，你把人带到派出所，是行政执法的行为，你要举证证明你依法行政。我没有义务证明你违法，如果你要我拿证据，那麼，以后每个进派出所的人都要带好录像设备，来证明我没有被侵权。

其实，很简单，你把杨佳带到哪里去了？把那里的录像拿出来。杨佳坚持说，被弄进去的房间有录像设备，但警方说没有。那麼好，一是你有，你不愿拿出来；二是你没有。前者说明杨佳讲真话，后者是你举证不能，法院就应推断杨佳说的是真话。不然的话，等於允许每个派出所都可以留一个死角。所以打他是可以认定的。

你怀疑杨佳精神有问题，有证据吗？

第一次看到杨佳，就令人惊讶，已判死刑，但他出乎意料的放鬆，你在他的脸上看不到一点点他对死亡的恐惧。他从三楼下来，穿条短裤，没袖子的T恤。带著脚镣，几乎是蹦跳著下来。我问，为什麼穿这麼少，他回答说，我不冷。我一共见过他四次，都这样穿。后来天还很冷。他身手敏捷，看录像，他杀四个警察，从进门到出去，仅七秒鐘。

有关人员作司法鑑定，七月五日和杨佳谈了两个多小时，到七月六日报告出来，能看出什麼行为？太草率。我接了这个案子，在十一长假期中看了很多资料。精神分裂及精神障碍症，即有关偏执型的人格障碍，我觉得描述的和他的行为一模一样。标準例举七种表现，只要三种就可认定有问题，除了第五种怀疑女友不忠，他没有外，其他每条都符合。这种人平时与常人无疑，但在一点上会钻牛角尖，作决定往往会在病态时作出来的，这种人有这样的病状不一定可以免於刑事责任，但有责任大小的问题。

你有把这个情况告诉杨佳吗？

十月六日，我就提出申请，要求二审重新作精神病的鑑定，我把资料递交法庭，希望法庭对照他的行为。那天又去会见杨佳，与他作交流，告诉他，我将在法庭上提出对你的精神状况作重新鑑定，而且给他看了相关的资料，是属於遇到问题想不开的那种，希望他不要介意。杨佳同意了。我告诉他，警察打你的事也会指出。但不会要求证人到庭，我告诉他，他们到了法庭也不会承认，不会承认你叫他来干什麼呢？最后变成控方证人。我鼓励杨佳要说话，讲清事实。十月九日接到开庭通知，十月十日，我还建议二审法院邀请部分精神疾病的专家参加旁听的建议，在法庭上听听情况，再来定夺是否要作鑑定。遗憾的是法庭没有採纳。

假设认定杨佳有人格或精神分裂的情况，会是什麼样的结果？

起码在中国，还没有把认定有精神问题的人送去枪毙的先例。最近云南有个案子，政协领导的一个司机，在马路上开车故意撞死人，但鑑定有精神病，最后没判死刑。法律上讲的是辨认和控制能力，有的人能辨认，但控制不了，有的人既不能辨认，也不能控制。像他这种人，產生的动机和冲动是一种病态。

接手这个案子有没有压力，有没有人跟你宣布纪律？

有记者问过，我说没有压力。我认为，我接手的操作是完全透明和公开的。境外的媒体、美国领事馆的领事都到过我办公室了解情况，我都据实讲。没有人跟我宣布纪律。其实，像这样的案情，不要说北京的律师来辩，就是美国的律师来又能怎麼样呢？即使查清你被打得头破血流，但你在派出所被打，你杀到公安局去，都不能构成法律上对你从轻的理由。但你如果是病态，却要另作考虑。

他家人对你作何评价？

开庭前，我跟法院要求允许他父亲、阿姨，包括他父亲的朋友，三个人一起跟著我的车进了法院。再跟法院申请买几个盒饭，五个人在律师的休息室吃盒饭。开庭前，杨佳阿姨走在台阶上时，很不好意思地塞给我两封信，我走到里面拿出来看，是一样的两封信，要求在法庭上提些什麼要求。我的朋友告诉我，北京的律师早在网上写出来了。中午吃饭时，他父亲几次讲，翟律师，请你理解我们，上午开庭我们什麼都明白了。你说的对，这个孩子就是有病，没什麼好说的，他如果没病枪毙十回都不过。

通过这一案件，有什麼可以总结的？

这个案子暴露了我们政府的很多问题，如警察的文明执法问题，后期对人民来信来访的妥善处理问题；事件发生后，如何透明公开审理的问题。杨佳母亲莫名其妙失踪，总有个去处，生要见人，死要见尸，作为国家机关，总要有个说法。我不知道她到底在哪里，作为政府应该披露相关的信息，你要是真的找不到人了，也要立案查。再有一审开庭，如北京的律师想旁听就是不给。旁听是他们的权利。其实大家追求的正是程序正义，程序公正。

作为律师，你本人有什麼要总结的？

律师做案子就是做案子。律师做案子如给病人动手术，不是你要露脸的事，不是搞政治，搞政治到法庭外面去。就这个案子本身而言，也没有什麼惊心动魄。我不敢说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但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追求公正。

杨母失踪极不正常

我还真的希望，我为杨佳做的这些工作，能得到他母亲的认可。现在他妈妈不在，那永远是个谜，还要还原真相。有人要我评价，如何看杨佳母亲失踪的事，我的回答是极不正常。

你的工作是否都已经完成了？

我的辩护词中还是要求重新鑑定，重新鑑定就要重新开庭。判决下来，维持原判，就进入复核程序，杨佳还是有权请律师，如果他请我，我会把我的这种要求带到最高院去。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世界关注，不在於他杀了多少个警察，也不是他判不判死刑，而是中国以什麼样的程序、态度来对待这个案件，这才是检验中国司法公正与否的标誌。